近些年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，一些文人下了海，有人用“儒商”一词来称呼他们。平心而论，这些人步入商途后，大多不再与学界有联系，已是为商而不为儒。而在韩国，我们却见到了名副其实的儒商。
60年代初，韩国经济正在艰难的复苏之中。国力绵薄，百废待兴，普通百姓连一日两餐都难以保证。发展经济成为举国急务。但是，发展经济离不开人的精神和民族的凝聚力，只有弘扬传统文化，才能振奋民族精神。有感于此，1965年，50位著名学者倡议成立“民族文化推进会”，传承、研究和振兴优秀的民族文化，以提高国民素质，高扬爱国精神。此举很快得到政府支持，并付诸实施。1970年，政府又拨款修葺具有400年历史的“陶山书院”，书院为朝鲜李朝中期最杰出的思想家、有“海东孔子”之誉的李退溪所创建，曾于此为国家培养大批栋梁之才，在朝鲜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。韩国政府决定将陶山书院辟为国民教育基地。
学者与政府的举措，得到工商界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响应。慷慨解囊，资助学术文化事业者最有代表性的，首推鼎力支持退溪学研究的李东俊、李龙兑、李源纲三位先生。
李东俊先生生于儒学世家，自幼耳濡目染，而有志于斯学。青年时代，李先生迫于生计，到公司当职员，终日艰辛，无法就学。数十年后，李先生成为仁川制铁株式会社董事长，企业资产雄居全韩第二。其父李源合先生60大寿时，家乡和实业界集资，拟按朝鲜传统，举行盛大的“回甲宴”。李先生婉谢亲朋，而将寿典款项移作修建大型图书馆之用。新馆落成，即献给家乡安东市，希冀后生都有读书之所。李先生还以企业家的身份创办了“退溪学研究院”，出资兴建研究院大楼，延聘专家学者从事退溪文稿的收集、整理、研究，以及出版和宣传等。慕李东俊先生之风前来赞助者日甚一日。为了将退溪学推向全世界，退溪研究院以大体每两年一次的频率，在汉城、苏黎世、莫斯科、北京等地召开国际退溪学术讨论会，并成立“国际退溪学会”，成为韩国最大、最重要的学术团体。李东俊先生去世后，全部遗产捐赠退溪学研究院，表达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眷恋。
李龙兑先生是国际退溪学会理事长。李先生出生在庆尚北道盈德郡的农村，家境不裕。庆尚北道在朝鲜时代是书院最多的地区，名人辈出，李先生幼时即为儒风所染，曾孜孜于此。其后，考入汉城大学物理系，常因经济拮据而窘迫，期间屡蒙李东俊先生帮助，方得完成学业。其后，李先生又远涉重洋赴美国攻读计算机专业，获博士学位。回国后，先在汉城梨花女子大学任教授，再在韩国科学院任教授，而后担任韩国最大的通讯公司的董事长。李先生在公务之余，潜心于儒家经典的研究，很多拜访过他的人，包括学者在内，都为他深厚的儒学功底而惊叹。某年，李先生之子将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，护照已办妥。李先生谆谆诫子，出洋攻读，首先应有本国文化的根基，无论何时都不可忘却祖国的文化传统。为此李先生命其子在6个月内背诵完《孟子》，而后方可出国。后因其子届时未能背完，李先生决定推迟其签证日期。直到其子全文背完《孟子》，李先生才准其赴美。此事一时传为美谈。
李源纲先生是退溪研究院理事长，早年毕业于汉城大学历史教育系，能背诵“四书”，尤其精通于古代典章制度，本是科班出身的文化人，因生逢乱离之世，文士无以为食，遂到公司谋生，经多年奋斗，终于成为生产精密铸造用模具的“三又精密社”的董事长。李先生成功后，不忘初衷，多次以巨资捐助退溪学研究院。他认为，人文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，迅速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，但它对于塑造民族精神、推动社会进步，却有着自然科学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。因此诺贝尔奖金主要奖励自然科学家，人文科学家几乎与之无缘的做法是不公平的，也是缺乏远见的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，李先生拟筹建“学术财团”，其目标是筹措7000亿韩币作为基金，而后用利息奖励各国杰出的人文科学家，奖金额将超过诺贝尔奖。此举若能成功，无疑将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上述几位先生是韩国儒商中的几位代表，他们对祖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情感。他们出染于儒学，又反哺于儒学，亦商亦儒，以商弘儒。他们的远见卓识，远非一般的商人所可企及，令人钦敬。我国是儒学的故乡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需要有儒商的支持，可惜我们难以见到，五千年文明在呼唤当代中国的儒商！
